为什么给展览取名“若是春光满面”？
年我获得了巴塞罗那哈恩内夫肯基金会（HanNefkensFoundation）“LoopBarcelona年度影像艺术大奖”。这个基金会会资助作品创作，可是在我获奖后不久疫情就爆发了，创作的想法也由此变了很多。最后在年完成了基金会资助创作的作品《打光》和《功夫流感》，并在与基金会合作的台北当代艺术馆进行展出，当时那个展览的名称叫做“总是春光乍现”。在“夜校”的作品基本上也是与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的一致，我想这两个展览是互相关联，所以在想展览名称的时候就在考虑怎么样让人知道这两个展览是互相联系的，但又不是同一个展览。“总是春光乍现”来源于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60年代拍的一部电影，英文叫Blow-Up，台版的中文翻译就叫《春光乍现》，影片是借由摄影而展开的故事。展出作品在探讨打光问题的同时也在讨论演算法。“若是春光满面”展览现场，夜校，上海图片致谢艺术家前几年的研究中我发现有一款中国制造的手机“传音（TECNO）”只在非洲销售，这个手机在非洲畅销的原因是它可以让拍摄者的皮肤变得很亮很白，随后我将演算法以及科技的问题展开并延伸到影像艺术史中。从40年代到90年代的柯达底片中，就有人在讨论摄影、曝光和底片问题，因为柯达用白人女性的肤色作为调节感光乳剂（TrueColor）的标准，才会导致过去如果拍摄深肤色的人就会没有办法准确曝光。直到90年代，柯达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调整感光乳剂的技术，就有了新的底片感光乳剂。作品中包含我对技术、演算法以及亚洲发展的技术如何在今天的非洲产生巨大的影响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讲演算法好像太过直接，所以我就由“光”出发，因为“光”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它也是相机、机械与人之间最主要的媒介。摄影最重要的就是“光”，没有或者够不够亮，是决定拍摄结果的主要原因，于是我就用“光”的意向来设定展览名称。上海的这个展览“若是春光满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想和台北展览有连接，但是上海的展览去掉了一些作品，像是一些素描，和演算法的关联更多，例如脸部识别，光打在脸上如何被演算法理解，或被机器识别，所以就改成“春光满面”。《打光》，影像截图图片致谢艺术家你可以再“云导览”一下本次展览作品吗？
现场主要有三件作品《功夫流感》《打光》以及《货币》。《货币》是后来讨论的时候新加进去的，在台北的展览里是没有。《打光》这件作品是我在获得西班牙的奖项后主要研究的部分。但是我意识到在台北的观众会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议题需要被讨论。首先，基本上我近几年的研究是关于亚洲人如何被当成“他者”观看，还有亚洲人又怎样观看“他者”，都是回到一个“观看”的问题，比如说，国家博物馆展览非洲雕塑就是一个观看“他者”的关系，还有，我接下来会研究法国美术馆中的亚洲作品。类似这种文化之间“观看”引发的批判性思考。我发现台湾的观众对于相关的议题不太敏感，比如说这种黑人的议题、非洲的议题、“他者”的议题，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台湾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些问题。广州这几年有“中非交流”的存在，大家都开始讨论这部分内容，但是台湾并没有。所以我想在展览中需要把基本背景的观点用比较清楚的方式讲出来，才会有《功夫流感》这件作品。它有点像是带领观众进去，给观众基本背景的介绍来讨论这个议题为什么重要之后，然后再去看《打光》。在台北的展览动线是你会先看到《功夫流感》后再看到《打光》。《打光》，柯达胶片拍摄图片致谢艺术家为什么会有《功夫流感》呢？从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我是先从“病*”展开的，即，亚洲人怎么被当成“病*”看待这件事情。在年的西方国家有很多的“排华事件”以及针对亚洲人的暴力事件，年的时候，在美国亚特兰大发生连续的枪杀亚洲女性的事情等等，都和“病*”有关，尤其是华人被当成“病*”，也并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甚至是几百年的事情。之前我在《艺术论坛》发表的文章《混浊媒介：疾病的种族想象》就在讨论亚洲人被当成“病*”的过程，那时候的想法是让台湾观众知道为什么“功夫流感”是有问题的，“东亚病夫”是有问题的，再切入为什么曝光不足的底片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没有对艺术史或者是对图像学的基本研究，会难去理解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会被作为主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设定。《功夫流感》，影像截图图片致谢艺术家
接下来是《货币》。最早这件作品是在柏林的时代中心展出，在近几年，我和朋友去西非研究西非殖民研究站。到西非后，我们意识到这项研究需要很多时间，不是直接带着摄影机到那拍一拍带回西方或带到亚洲，就能简单完成的作品，这样的行为就会回到不健康的观看“他者”的循环中。于是我们就决定要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研究，我需要不停地往返。我们逐渐开始建立和当地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的合作关系。期间我们认识了当地的音乐人，尤其是饶舌音乐人，有一个饶舌音乐人，他同时也从事很多*治性的社会运动，他的音乐都是紧扣着这些命题，譬如，他做了一首歌名叫《7分钟对抗CFA》（7MinutesContreleCFA）。CFA是什么？它是西非洲的殖民货币。他邀请了11位使用该货币的饶舌音乐人一起做了一首歌叫《7分钟对抗CFA》。我们觉得这个概念很有趣，想延续它的概念，所以我们邀请他和我们做一首新的歌《货币》。他们的歌是在讨论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货币》）这首歌想要讨论的未来会发生什么问题。《货币》装置现场，TimesArtCenter,Berlin,Germany图片致谢艺术家对我而言，绕开实体货币最直接方法就是用线上支付。现在整个非洲的线上支付（系统）都是中国在建设，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这点开始展开讨论，一起来做一首歌，讨论未来假设CFA被废除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去想象未来。现在法国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货币要去替代CFA，叫作ECO，但它还是从欧洲角度出发设定的新货币，虽然是新货币但其实只是包着新的外衣，骨子里是一样的东西，我们邀请音乐人Elom20ce，来讨论ECO的部分。我的这部分，我去想象“支付宝（Alipay）”作为支付模式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写的时候发现了件有趣的事，我查到有一个人真的叫支付宝。湖南卫视还曾采访过支付宝，他叫支付宝，他真的是在“支付宝（Alipay）”之前就叫这个名字。我的歌词会有点像是在讲一个人，但是又好像是在讲一个支付系统，模棱两可的感觉。最后一部分是和我长期合作的德国人Gregor，他讨论的是欧洲的ServiceFund，也就是这种所谓的Cloud、数位储存、云端储存，还有能源之间的议题。我们三个人各自写各自的部分，由Elom20ce作曲，最后再合成一首歌。《货币》是你首个以音乐作为媒介的作品，怎么会做这样的尝试呢？
对，因为我一直都想要做声音作品。包括，我的名字Musquiqui是我以前大学玩音乐时的名字。我也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在创作里回到做音乐的感觉。所以在《打光》，包括现在我正在做的作品，我会把音乐加在创作里，还有文本叙述，这些我都很有兴趣。我觉得玩乐队很重要的就是合作，因为乐团作为一个团，这个字就是说他有很多个人，每个人玩不同的乐器。在《货币》这件作品里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首歌，它也有触及到我感兴趣的部分，因此而共同产生一个概念。乐团最有趣的点在于你不是独自创作，共同工作就有很多想法出来。对我而言是很有趣的经验，我们也因为这个关系正展开持续的合作。你的个人背景中并没有任何关联到广东话的环境，为什么在《打光》中会选择广东话呢？
你看过这部作品会知道里面有非常多语言，例如普通话、广东话、非洲法语，还有非洲当地语言叫埃维语（Ewe），它是由多语言组成的作品。我还要回应：因为我在讲西方的影像也就是提出柯达底片的歧视的时候，东方的电影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年代的现象是广东话辐射的地区，特别是以香港为中心。还有一个很重要，那些声音其实是演算法。这次我在这个步骤里面没有特别强调，但是我做了一个实验，找了一个工程师，自己去训练了一个演算法。所以影片中的李小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要找到一个形象，我们有办法训练演算法自我学习，那么李小龙是很理想的对象，因为我们有他的影像素材，有他的形象。《打光》，影像截图图片致谢艺术家
影片中间有一部分是李小龙在讲话，其实那些声音是我们让演算法去学习李小龙讲话，所以我们要给演算法很多李小龙的声音素材。当然他讲出来的话是我论文的部分，所谓的论文式电影。让他通过这样的形式把我写作的部分讲出来。所以对我来说，广东话作为一个语言，当然要回应东方的电影工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好的一点是，我选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形象——李小龙，大家可能都对他的声音是有印象的，这样我在训练演算法的时候，大家也才会比较清楚对象是谁。如果我选择大家完全不认识的人，可能就不知道训练对象要去学习谁。不过当然我没有强调这点，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发现这个声音是被训练出来的。而且原本的讲话者是一个女性，我的录音员是一个女性，录完音之后再请电脑去学习怎样把她的声音变成李小龙的声音。《打光》，装置现场，ArtSonjeCenter,Seoul,SouthKorea图片致谢艺术家你之前在UCCA“新倾向”的个展还是相对严肃的，到这一次展览中新作的三件作品风格转而比较幽默？像是《功夫流感》中你用了很多当下流行元素的图像素材。
应该说在那之前的展览，我会有蛮多比较好笑的作品，像是《慢跑》，可能没有深入到研究的层面。直到“新倾向”，我才去尝试建立一个研究的方法，所以那个展览会变得有点严肃，它有点像是我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现在还是有研究方向，但要怎么样做成作品，其实这二者是两件事情。因为把研究呈现出来并不是艺术家的工作，对吧？我也在想怎么样和过去或者更久之前的作品结合起来。在“新倾向”展览的作品中还会思考如何呈现图片，我们在研究“观看”的时候，其实是在研究如何观看图像。《雕塑品》，展览现场，“新倾向：致颖”，图片来源：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那次展览中我在地上放了很多的图片，讨论安德烈·马尔罗是怎么看这些外国雕塑的观看方式。现在我一直在想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呈现“观看图像”。《功夫流感》中，我也在想怎么样呈现我所研究的图片，并且不是简单地把图片投出来而已，而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日常观看图像的习惯有关系，才会变成是有点像Instagram/Facebook的方式。不过还是希望观众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去对照的，有点像PPT，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笑的PPT。你的作品所谈及的打光、货币、功夫流感、非洲雕塑等话题，都是围绕着你的创作核心而展开不同方向的研究？
我先讲为什么我特别欣赏周星驰和李小龙，就在于李小龙并不是一直在思考功夫，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其实是所谓的自由搏击的始祖，也就是说李小龙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所谓自己的功夫（流派），他的想法是所有功夫都可以同时被使用。他倡导可以同时运用所有的功夫，其重点在于他的哲学就是截拳。截拳的意思是怎样让对方无法完成攻击，任何形式都可以。当然周星驰完全在复制李小龙，他不停的在挪用李小龙的东西。《功夫流感》，影像截图图片致谢艺术家我想要讲的是从“观看他”的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我尤其对于“交换”感兴趣，我觉得当代的思潮或者当代艺术很大一部分，或是至少我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可能是从早期的“交流”到现在的状态。在南美洲，讨论“后殖民”是从90年代开始的所谓的“跨现代性”，“跨现代性”讨论我们所谓的现代或是所谓的当代，其实很难避免或否定殖民历史，就是因为西方的殖民强迫全世界被绑在一起，强迫全世界的“交流”，尤其是资本主义，这些“交流”却塑造了我们现在当代的形象。我们当然可以去批判，可是也不得不去思考。而“交换”其实是当代样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跨现代性”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交换”可能会比“观看他者”更为广泛。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看，怎么样“观看他者”也是一个在交换过程中的必然环节。我们现在如何去“观看我们不熟悉的人”，和五百年前西方人刚到殖民地的时候去“观看”土著在概念上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过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货币》可能更着重在讲未来环境，包括被热门讨论的这种所谓的“去中心化”的组织或者是虚拟货币，是开启一种新的交换模式。要了解当代性的话，必须也要了解交换的本质，也可以去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可能没有直接跟图像牵扯一起，可是我觉得都会反映到我们跟你们之间怎么样做交换，如何去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还是想要透过很多不同的实做去了解更透彻，我的确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串联在一起的。因为《功夫流感》这件作品中也有提到你在柏林的一些处境，那么也想了解你现在的状态。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有写文章讨论“武汉疫情”或是疫情时代这些议题，唯一有谈到戴口罩的是韩裔哲学家韩炳哲。他有一篇文章在讨论亚洲人习惯戴口罩，却又因为戴口罩而被歧视。对西方人来说，戴口罩会让人不确定彼此内心的想法，潜意识可能会认为和恐怖主义有关，只有这种所谓的恐怖主义者才会把脸遮起来，并不会直接去想戴口罩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唾液喷到别人脸上。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流感来了，自然地就会戴口罩，在亚洲这是基本程序，可对西方人来说，这个是他们最排斥的部分，当他们看到你戴口罩就会觉得你感染上病*才会戴口罩，并不知道戴口罩是减少感染的机会。疫情开始的时候，也读了蛮多这些讨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韩炳哲的文章，我就在想为什么关于“遮盖脸”的想法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这跟后来我们在讨论歧视，还有脸部的侦测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才会在作品里这样提出来。我是有这样的想法，会跟后面的演算法和检测脸部有关系，但并没有直接点出来。现在就是与之共存的状态，戴口罩也并不会被排挤，不会被歧视，这是三年来的变化。但还是有所谓的“反口罩”的抗争运动，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对口罩的厌恶感是无法根除的。关于艺术家
致颖
（b.）
年生于台北，目前居住和工作于台北及柏林。他擅长运用声音及影像等媒材进行创作，以探讨全球资本化时代人类生存语境与环境体系之关联，并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