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疾病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人类持续着无数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战斗，只为战胜死亡，得到健康。
在历史长河中，有数次席卷全球的瘟疫，如天花、鼠疫，包括近年的非典及当下势头正盛的新冠疫情，在一次次的交锋对抗中，人类不断刷新着对疾病的认知，改良着应对的方法。
现如今，人类在面对各类疾病时，已经能做出科学、有效地处理，但在几千年前的古罗马，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及应对不禁让人啼笑皆非。
瘟疫千奇百怪的起源
古罗马时期，局限于当时文明发展水平及科学程度，社会各界往往不能产生对瘟疫正确的认知，于是瘟疫可能来自神明对人类的惩罚，可能是有人投*或是由于某些人对神明地亵渎。在史料记载中，疟疾长期存在于罗马帝国，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此之外，还有三次重大瘟疫被记录下来：安东尼瘟疫、西普里安瘟疫、查士丁尼瘟疫，它们分别由天花、现状病*出血热、黑死病引起。
但在当时，人们癫狂地寻找瘟疫的源头，仍无法查明，医生无法做出解释时，各类与事实相去甚远的解释便油然而生。
在宗教盛行的古罗马，教会会首先发声，他们的解释通常认为瘟疫是神明对人类的惩罚，只有平息神明地怒火才能结束瘟疫。
于是在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期间，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投入到对阿波罗的狂热崇拜，因为相传阿波罗是制造与消除瘟疫之神。
瘟疫期间许多地区竖起了“抵挡邪恶的阿波罗”神像，这段时期铸造的金币也把图案改成了阿波罗画像。
在长期虔诚地祈祷无果后，人们将瘟疫的起源从“天灾”联想到“人祸”，人们甚至认为瘟疫是由妇女投*造成，并在随后将这名妇女斩首。
图拉善时期还有记载认为瘟疫是由罪犯对群众用*针造成。古罗马官方对安东尼瘟疫起源地解释是反叛的叙利亚将*洗劫了供奉阿波罗的神社，造成阿波罗降怒人间。
关于西普里安瘟疫，古罗马王室认为是基督徒拒绝参加国家祭祀触怒众神，而教廷地解释则是由于王室对教廷地迫害，招致上帝的惩罚。
古罗马医生在瘟疫中的不同尝试
古罗马时期的医疗水平极其有限，这种限制不仅局限于医疗技术或是药品研制，而是整套医学理论都有待商榷。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学者兼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体液说”，这套医学理论在几百年后的古罗马依然是主流。
体液说认为人的身体是由4种不同的液体组成的：血液、粘液、*胆汁、黑胆汁，分别对应不同的身体器官，体液平衡身体就会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就会出现相对应的不同疾病，古罗马时期的“伟大的盖伦”医生就是“体液说”的忠诚拥护者。
在他看来，安东尼瘟疫主要是胆汁质过多所致，患者身体上的黑色疱疹、黑色粪便等为他的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
他的治疗方案便依次展开，进行了诸多尝试，他首先尝试用药物治疗，高地牛的牛奶、亚美尼亚的泥土、男童的尿液都曾作为盖伦医生的药剂，还试过让患者服用某种液体干燥剂，最后结果都收效甚微。
除此之外，盖伦医生还尝试过手术治疗，他曾切开患者的胸腔，抽出部分血液，以求达到体液平衡最终治疗疾病，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虽然盖伦医生运用“体液说”战胜瘟疫的尝试没能成功，但他提出了瘟疫的扩散是由于空气中的“疾病种子”感染易感人群造成，为19世纪诞生的细菌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后续的防控提供了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古罗马的医生们在瘟疫面前经历了无数次挫败，但从没放弃与之对抗的决心，并在不断的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发明了一种通过点燃带有香味的大火堆阻断瘟疫的方法，类似于今天焚烧艾草等药材来杀灭空气中的细菌病*，有一定的效果。君士坦丁堡的医生为查明病灶，冲破宗教阻力解剖尸体，结果在腹股沟发现一种痈疽，即腺鼠疫的典型症状，为战胜瘟疫提供了新的方向。
大瘟疫时期的病人是人们唾弃的对象，即使家人也会离他们而去，放任他们自生自灭。但古罗马的一部分医生坚持要对病人进行基本的护理及生活照料，历史记载中瘟疫时期古罗马有名的医生都曾收容过病人进行护理，事实证明，即便没有药物，这种基本护理也能降低过半的死亡率。
瘟疫时期古罗马社会的应对
在罗马经历的几次严重瘟疫中，大量罗马公民死亡，安东尼瘟疫造成帝国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死亡，两千万人在瘟疫中失去生命。西普里安瘟疫使古罗马的著名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人口骤减，由50万减少到不足20万，查士丁尼瘟疫更是造成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人死亡。
在这几次瘟疫中，人口骤减、社会恐慌，整个帝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社会秩序一片紊乱，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医生，古罗马的统治者也为应对瘟疫做出了许多努力。
为阻止瘟疫扩散，皇帝马可·奥利略颁布了严格的殡葬法律，因瘟疫死去的人包括贵族，不得葬在城内，必须运出城外埋葬，并且必须火葬，以尽可能杀死病*。
*府专门安排马车以供平民运送尸体，在城外集中埋葬。皇帝加卢斯和沃卢西亚努斯都曾为在瘟疫中死去的贫苦人民安排了相当体面的葬礼。
查士丁尼命令其秘书狄奥多罗斯专门负责疫情下的尸体处理，狄奥多罗斯为此花费重金聘请健康的公民运送无人认领的尸体，并曾在城外的山上挖了能容纳七千具尸体的坟墓。
考古学家曾在古底比斯发现古罗马瘟疫期间集体焚尸的墓地，其中埋有具尸体，并有用石灰水大面积消*的痕迹。当*者的作为一方面有效控制了瘟疫的蔓延，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人心，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瘟疫后的罗马社会
瘟疫有所缓解之后，社会重建工作便成了核心问题。马可·奥利略时期，瘟疫造成包括雅典在内的多个城邦司法系统瘫痪，小偷、强盗肆虐，没有执法人员抓捕更没有法官审判，社会混乱不堪。
马可·奥利略为此写信给当地*府，要求放宽对大法官的选拔要求，尽快弥补空缺以恢复社会秩序。
瘟疫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士兵死亡，古罗马*事力量一落千丈，北部蛮族部落以及周边的帝国虎视眈眈，意图在罗马瘟疫结束时发动袭击，而罗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马可·奥利略为此拍卖皇室珠宝筹集资金，出资训练奴隶，征召角斗士和武装强盗等，以补充兵源应对危机。
古罗马的经济在瘟疫中也遭到了沉重打击，城乡物价飞涨，粮食及各类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在位的查士丁尼皇帝颁布法律重新分配荒地，鼓励农民开垦土地扩大种植，复兴农业以满足帝国巨大的需求。同时严格限制各类商品价格，禁止哄抬物价，并规定建筑工人、农民的工资不得超过平时的水平，为社会重建提供了巨大动力。
古罗马对席卷帝国的几次瘟疫虽然有过离谱的认知，从神罚到妇女投*再到罪犯报复，无不暴露着古罗马社会在历史层面上的无知愚昧。
但人们从未放弃对真相地探寻，从未停止对疫情地抗击，医生也在解剖尸体后在腹股沟发现痈疽，得知了瘟疫是腺鼠疫的典型症状，得知了瘟疫会由“疾病种子”在空气中传播……医护工作者从围绕“体液说”展开救治到焚烧药草杀灭病*。
再到最后不顾世俗为患病者提供基础护理，他们的医学理念及医疗水平也在瘟疫的洗礼中不断进步着。
统治者虽然在瘟疫中从未停止过推脱责任，*府与教廷相互指责、嫁祸，对瘟疫的解释始终离不开神罚，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也从未放弃朴实的抵抗。
在瘟疫期间颁布法律严格处理尸体阻断传播，在瘟疫结束后积极投身重建工作，限制物价、恢复产业，重建社会秩序，王室出资补充兵源应对外敌，整个罗马帝国在面对残酷的瘟疫时透露着坚强与不屈。
正是罗马人可贵的精神帮助他们度过了一次次来自瘟疫的打击，并在其中为后世医学的进步保留了理论与实践的沉淀，增强了人类在面对重大疫情时的信心与勇气。